瞭望丨不惑之年再出发

时间: 2020-09-11 05:40    来源: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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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姓资姓社”之争,1990年代“特区不特”的政策之忧,2000年代“被谁抛弃”的瓶颈之惑,2010年代“难以为继”的资源之虑等,一次次把深圳卷入舆论漩涡

  ◇深圳如何在“有形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答案或许隐藏在以下几个关键词中:求新的风气、苦干的精神、宽容的氛围、公平的环境

  ◇“如果说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给广东和深圳带来了40年的快速发展,那么2019年出台的这两个文件,将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经济特区今后40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走进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首先传来的是一阵隆隆炮声,它来自于改革开放之初蛇口工业区“开山炮”的一段历史视频。

  40年来,深圳从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城崛起成为一座13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奇迹。

  2015年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曾这样评价:全世界现有大约4300个经济特区,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国香港附近的那一个,它建立于1980年、被称为“深圳奇迹”。

  不解放思想不能准确认识时代,不实事求是不能及时赶上时代,不埋头苦干不能冲刺引领时代。深圳经济特区的昨天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时下,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在时代大潮中积极应变、主动求变。

  诸多受访干部、企业家和学者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惑之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应当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践行高质量发展,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建设“双区驱动”重要机遇,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范例,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奇迹。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深圳经济特区的40年历程并非一路坦途,而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爬坡过坎,呈现波浪式前行的跃升特征。

  1980年代“姓资姓社”之争,1990年代“特区不特”的政策之忧,2000年代“被谁抛弃”的瓶颈之惑,2010年代“难以为继”的资源之虑等,一次次把深圳卷入舆论漩涡。

  在一系列波折、争议和挑战中,深圳特区知重负重,勇毅前行,实现了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造”的转身,创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圳速度”和“深圳质量”,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最快的城市之一。

  经济特区诞生伊始,关于深圳的争论就如影随形。“在深圳这块土地上,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其他一切都是‘黄’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变成解放前”……70多岁的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宪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特区遭到的非议时说,当时有人甚至骂深圳已经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试验场”。

  自诩为“拓荒牛”的特区创始者们在争议和谩骂中笃定前行。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体系,1981~1984年深圳每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维持50%以上的超高增速。

  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才逐渐平息。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力度的逐步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特区优惠政策时代逐渐落幕。面对“特区不特”的冲击,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紧跟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浪潮,主动转移“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从1991年的22.86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655.18亿元,年均增速超过60%,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更加多元。

  2002年11月16日,长达1.8万字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如一枚“深水炸弹”,引爆了中国互联网,其影响迅速从网上波及民间。随后的深圳又面临更多“成长的烦恼”,遭遇了土地空间、生态环境、能源资源、人口等“四个难以为继”,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深圳GDP增速(11%)跌至接近个位数。

  面对内忧外患,深圳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趋势,推动形成由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海洋、航空航天、生命健康、军工及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五大未来产业构成的新兴产业体系,逐渐形成“三个为主”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新兴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提高至53%左右;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75%;三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提高至70%以上。

  “对深圳经济特区而言,应变求变和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常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这种持续不断的调整和应变体现了深圳独有的活力和前进的动能,也说明“深圳奇迹”是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出来的。

  经过40年奋斗,深圳GDP从1979年的1.96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69万亿元,增长了近1.4万倍;常住人口从建市时的31.4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9万人;拥有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恒大、深投控8家世界500强企业;人均GDP从1979年的606元增长到2019年的20.3万元……

  “回头看这一切,整个人类经济发展史没有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么辉煌的成就,经历过这么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我们国家因为特区破冰、改革开放而迎来非常辉煌的前途。”梁宪说。

  有人说,深圳的腾飞得益于“天时”,撞上了改革开放的窗口契机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有人说,深圳的腾飞得益于“地利”,拥有毗邻香港的独特地缘优势以及市场、空间和成本优势……然而,这些曾经的优势随着改革开放浪潮卷席全国而逐渐消逝,深圳如何在“有形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40年来,千万心怀梦想、渴望美好生活的人来到特区,让深圳成为极富创造力的新兴城市。

  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一批批知名创新企业是这种风气最好的证明。从早期任正非、侯为贵、王石、马蔚华、马明哲、王传福到中生代马化腾、汪滔、王卫,再到新生代刘若鹏、刘自鸿、刘培超等,几乎都书写过“敢于冒险、崇尚创新、追求成功”的创新创业故事。

  “深圳没有矿产、没有特权经营,每个企业都是平等的,大家平起平坐,要比别人发展快,就要有好的点子、好的产品,就要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说,深圳企业家多有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倒逼企业变革创新、打造团队,不断研发新的技术和产品。

  深圳市委市政府也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不断破除影响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上世纪90年代深圳开始搞高科技,一开始有人觉得是笑话,但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要素市场和投融资制度等相关方面的改革,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建立完善的产业链和创新生态链,“笑话成了神话”。

  2019年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现注册企业增加值2566.35亿元,相当于用不到十年时间超过了深圳特区最早20年的经济总量,而仅有18平方公里的前海还不到深圳总面积的百分之一。在这块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的土地上,前海人节约苦干,前海管理局综合办公楼就是用333个退役集装箱就地搭配组装而成的。

  到深圳调研的不少专家感慨,之前只知道深圳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但事实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更为重要。“有的地方讲究‘叹世界’,也就是享受生活,但深圳似乎总在不停‘干干干’,特区奇迹不是喊出来而是干出来的。”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说。

  人才是第一资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向失败取经”“向失败致敬”……“容错”“容异”使得基础薄弱、人才稀缺的深圳,拥有吸附人才的强劲“磁场”。

  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建立之时,全市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共两名技术员。40年后,深圳科技大军人数超过200万,高层次人才总数超过1.6万人,留学回国人数超过14万人,全职院士46人。

  深圳市人才研修院院长陈明告诉记者,“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因你而精彩”“深爱人才圳等你来”这三句不同时期的口号,背后折射出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对外来者的包容与厚待。

  2020年,海口市政协委员袁慧鹰关于深圳营商环境的故事一度刷屏。上午刚注册完一个公司,下午就接到了深圳招商局的电话,提醒有政府补贴可以申请;公司要选办公场地,政府工作人员带着她考察写字楼、介绍优惠政策;得知公司想要上市,招商部门马上邀请去深交所的创业板上市……这让袁慧鹰感叹:“深圳政府服务企业的意识深入骨髓。”

  不少受访企业家认为,平等、高效的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是深圳的突出优势。与很多地方相比,深圳较少有“人情社会”“圈子文化”的羁绊,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拥有较强的契约意识、规则意识和服务意识,说是中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丝毫不为过。

  “深圳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服务意识强、专业素养高、创新力度大。”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安全总监刘大海告诉记者,公司此前也遭遇过侵权事件,当地检察机关为企业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服务,而且在证据收集、法律评估方面有很多创新探索,这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很有帮助。

  继2019年2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当年8月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有专家认为,这两个文件出台的战略意义,不亚于1979年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特区的“中央50号文件”,将对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特区未来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给广东和深圳带来了40年的快速发展,那么2019年出台的这两个文件,将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经济特区今后40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坚告诉记者,前者是要从面上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最高端,而后者则是要从点上把深圳建设成为全球最高端。

  四十不惑。在外部环境风险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深圳经济特区如何才能不辱使命?

  受访者普遍认为,深圳未来的路能走多远,取决于自身的短板能补多好、长板能锻多强。

  知识、文化和高素质人才将是深圳未来发展的主要资源和主要支撑。2020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深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解决“卡脖子”问题更加迫切。为此,深圳正着力从各方面加强原始创新与产业应用,支持高效构建新型学科体系。如2012年创建的南科大已设置7个学院、25个系(院)、31个本科专业,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

  “40年前,没什么人能想象到深圳今天会如此辉煌;40年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很可能会矗立在深圳。”钟坚说,只有加快教育、科学、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才能吸收更多高层次人才,才能进一步增强深圳发展的后劲,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创新型城市和全球标杆城市才有重要支撑。

  深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也是国内市场经济建设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但以“全球标杆城市”来衡量,深圳营商环境还有差距,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还需加强。专家建议,深圳未来可在产权保护地方立法、制定“最短负面清单”、探索建设“自贸港”、打破行业垄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说,真正的国际化城市需要实现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的全面融合,要成为在全球层面上配置资源的一流城市,深圳需要坚持全面扩大开放,积极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继续“走出去引进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深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在今年深圳两会期间坦言,深圳“大城市病”治理还面临不少难题,城市管理还不够精细,违建整治任务较重,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部分受访专家也提出,与纽约、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同行”对标,深圳在城市管理水平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东京湾高铁城际的无缝衔接管理方式就值得深圳借鉴。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文说,深圳需要继续向世界先进城市学习,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城市依法治理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要在城市和社会管理方面做到放得开、管得住,争做中国现代城市示范和城市文明典范。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城市,深圳民生保障还有不少短板。基础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仍然突出,普通高中学位仍有缺口,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社会办学、办医的水平有待提高。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看病难”“入学难”“住房难”等问题的压力会越发突出。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味着深圳不能仅是“单项冠军”,而必须是“多项全能”。深圳未来需着力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让市民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力争做民生幸福城市标杆。

  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深圳正朝着建设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的目标,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迈步前行。(记者 叶前 孙飞 詹奕嘉)